来自 房产经纪 2019-10-30 20:5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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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房价!百城居民杠杆大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也有"四两拨千斤"之说。这样看来,杠杆其实是个好东西。用的好,它能够帮助你实现“美好生活”的梦想。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出于房价、投资等因素,我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涨,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

以前老是会看到分析为什么中国人爱储蓄的文章,但现在看到的更多文章是分析中国居民为什么爱举债买房。以往金融不发达以及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家庭消费决策大大受限。

据央行去年11月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显示,尽管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62.1%,但近年来增速较快。2008年,这一数据为17.9%,到2017年末已经达到了49%。具体从资金杠杆率看,在公布的29个城市中,大部分资金杠杆率高的属南方城市,有8座城市超过了100%,分别是厦门、深圳、杭州、南京、合肥、珠海、苏州和广州。其中,厦门的居民资金杠杆率高达172.2%,深圳以144.4%位居第二,杭州以136.7%位居第三(7月30日第一财经网)。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公开场合表示,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住户部门杠杆率急速攀升,相当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更严重的是全社会的新增储蓄资源一半左右投入到房地产领域。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金融创新速度大大加快,居民接受速度也很快,观念的阻碍吹弹即破。1998年之后,为了配合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国开始发展住房金融,首先是在50个大中城市推出住房按揭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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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杠杆率”的统计存在较多口径,比较常用的有两种:一是住户贷款余额/GDP,比如去年11月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各省份的“住户部门杠杆率”就是使用的这一算法;另一种是住户贷款/住户存款,即住户存贷比或居民资金杠杆率。

自此,购房贷款逐步成为居民贷款中最大的品种。所以,当我们谈居民的杠杆时,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在谈居民购房按揭产生的杠杆。

居民资金高杠杆率通常指住户贷款与住户存款的比率, 居民资金高杠杆率就是贷款增长较快而存款增长较慢的结果;也有称住户部门杠杆率,即居民贷款余额与当地人均GDP的比率。目前我国城市居民资金杠杆率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南方城市居民资金杠杆率普遍高于北方城市,在29个城市中,住户部门杠杆率超过60%的城市全部来自南方,杠杆率超过70%的城市全部来自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29座城市(包括北上广深,杭州、厦门、成都等主要二线城市,保定、中山、威海等三线城市)的住户贷款余额、住户存款余额以及住户部门杠杆率、居民资金杠杆率等多个指标,发现厦门、深圳和杭州这三座东南沿海城市在两项杠杆率数据上都位居前列。总体上看,南方城市的杠杆率普遍高于北方城市。

一切都在朝着政策希望的方向发展。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据分析,主要因素是北方很多地方以国企为主,工业化进程较早,非商品化的住房占比非常大,包括大量的棚户区改造,很多人不用购房,即使购房也不用杠杆。而南方城市国企占比少,市场化的比例要高很多,通过杠杆购房的比例更高。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金融工具多,不少地方金融机构放款更加宽松,更为灵活。尤其是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有投资房地产的传统,投资置业的氛围最浓。此外,北方城市居民消费观念相对保护,他们怕买房没有钱还贷款,大部分家庭不会轻易贷款购房,而东南沿海是改革开放后的最早受益者,投资的氛围很浓,加杠杆投资购房的风气蔚然成风。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重点城市如武汉、郑州、西安、天津等,由于具体数据未公布,没有被纳入统计。

199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不足200 亿元,2017年,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8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40%。

从目前看,南方城市居民资金杠杆率高,到底会带来哪些问题?从当前情况看,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高杠杆率挤压城市居民消费增长能力,对内需拉动经济带来较大的压力。据央行近日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居民杠杆率水平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如据披露,深圳居民资金杠杆率超过了100%,2012年深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次于北上广,位居全国第四,但到了2018年,深圳仅位居全国第七,被重庆、武汉和成都拉下了不小的距离,主要原因是深圳居民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购房投资,2018年,深圳的住户贷款余额达19942.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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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住户存款余额的变化,1997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4.6万亿,2017年年末全国住户存款65.20万亿,年均复合增长率仅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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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深圳、杭州杠杆率位居前三

49%对13%,这就是中国居民20多年杠杆率完美的逆袭之路。从辛苦存钱给别人消费,到提前消费自己的未来收入。正是杠杆的力量使大部分人能够将人力资本提前变现,消费预算大大拓宽,实现“美好生活”。

同时,也让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楼市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楼市调控的难度,也会带来一定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据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在公开场合表示,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住户部门杠杆率急速攀升,相当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更严重的是全社会的新增储蓄资源一半左右投入到房地产领域。当前,对居民杠杆过快上升风险应引起重视,因为我国居民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历了三轮快速加杠杆,杠杆水平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迅速靠拢,安全空间被快速消耗。显然,居民资金杠杆率过高,有可能带来银行资产恶化,引发信用危机,最后将风险转嫁给金融机构,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国家金融安全及社会的稳定。此外,居民资金杠杆率过高,还有可能诱发系统性社会经济问题。它透支了居民的投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抑制南方城市居民的创新能力,对于南方这些城市未来发展也将带来不利影响,有可能使南方城市的发展动力减退,最终降低南方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潜力。而且,还有可能降低南方城市广大民众生活消费能力和消费质量,增加生活压力,降低生活幸福指数。

《报告》显示,尽管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近年来增速较快。2008年,这一数据为17.9%,到2017年末已经达到了49%。

所以,至少到目前,我们仍然要怀着感恩的心态去看待这段杠杆的上升之路。

由此,对南方城市居民资金杠杆率过高现象应引起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作为,尤其应以7月30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确定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等要求,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及楼市调控力度,在发展房地产上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心里,严厉禁止楼市中投资投机炒作行为,坚决遏制楼市价格的过快上涨;同时,坚决做到不让房价上涨的幅度超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更不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为有效降低南方城市居民资金杠杆率奠定坚实基础。

具体到各城市来看,上述29城中,2018年有11个城市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有5个城市超过了80%,属于高杠杆行列。其中,杭州达到了103.2%,也是唯一一个超过100%的城市,厦门以96.3%位居第二,温州以91.1%位居第三,海口和深圳也都超过了80%。

但,从2016年起,“去杠杆”开始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居民购房加杠杆更是成为风暴之眼。如此看来,我们用杠杆构筑的“美好生活”也有可能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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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资金杠杆率来看,有8座城市超过了100%,分别是厦门、深圳、杭州、南京、合肥、珠海、苏州和广州。其中,厦门的居民资金杠杆率高达172.2%,深圳以144.4%位居第二,杭州以136.7%位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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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鼓励更多的城市居民转变住房理念,从购买房子生活向租房生活转变,保持科学理性的购房消费理念,增强城市居民降低资金杠杆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鼓励城市居民改变投资理念,不能把过多的资金投在房产上,合理配置家庭资产结构,适当增加金融增产比如股票、债券、银行理财产品等投资比例,合理家庭资产状况,降低资金杠杆率。此外,各级政府部门督促银行部门应围绕降低居民金融杠杆率做文章,激励银行机构增强房地产宏观调控大局意识,消除个人住房贷款是优质贷款以及为了保信贷增长目标而盲目给居民发放按揭贷款的做法,通过提高个人按揭贷款门槛、提高房贷利率等手段来调节个人住房贷款的大幅增长,为降低南方城市居民资金杠杆率营造有利的金融环境。

综合两个杠杆率指标来看,厦门、深圳和杭州的杠杆率位居前三。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房价高、上涨快,居民投资氛围浓。

为了更好地认识这种脆弱,我们就得好好研究下衡量举债风险的核心指标——杠杆率。

一般而言,住户贷款包括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但普通人能够获得的银行经营性贷款的比例极低,而消费贷款中大部分是房贷。可以说,住户中长期贷款中,绝大多数是房贷,短期贷款如消费贷、装修贷等,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入到楼市领域。

目前“杠杆率”存在较多的口径。其中,有一类指标可以称为宏观杠杆率,宏观杠杆率又分两种,一种是全国居民的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另外一种是负债水平(总负债/GDP)。本文主要基于"总负债/总资产"来衡量城市居民的杠杆率。

此外,从近年的变化来看,无论是住户部门杠杆率还是居民资金杠杆率,快速走高的一个原因在于,“分子”即住户贷款余额的快速上升。杠杆增长持续高于收入增速,且近两年的差距有显著扩大之势。

当然了,城市居民准确的总资产和总负债我们并没有办法得知,这个甚至居民自己都不是完全能算的过来。虽然银行存款里的货币资产只是流动资产的一部分(流动资产加上非流动资产才是总资产)。但银行里的负债也仅仅只是一部分(普通居民负债通常还包含各类民间借贷)。综合考虑,我们间接地用银行负债/银行存款来衡量城市居民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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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住户贷款余额/住户存款余额)2018年一季度大概是61%(全国住户贷款余额42万亿/存款69万亿),也就是说住户往银行存了一百块,又从银行贷出六十块,这好像也没什么不合理。

以杭州为例,2016~2018年,杭州住户贷款余额增速分别是33.1%、23.8%和44.5%,而同期住户存款余额增速仅分别为11.5%、2.1%和17.6%,前者的增速远超后者。从时间上看,2016年以后刚好是杭州房价迅猛上涨时期。

但,整体合理并不意味着结构合理。家庭部门债务总量不高的表象有可能遮掩了城市间家庭债务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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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衡量居民杠杆率各种指标主要是从全国层面进行衡量,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办法识别不同城市的差异性。所以,必须下沉到城市。为此,我们基本上把有公布住户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的城市都纳入到统计范围了。最后获得近百个城市居民的“借款余额/存款余额”数据。

再看厦门,截至2018年12月,厦门的住户贷款达到了4615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3675亿元,占比80%左右。

对这些城市进行杠杆率的分析结果显示,整体平均下来,住户杠杆率在62%左右,基本与全国水平一致。所以,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百城杠杆率水平来看,确实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2016~2018年,厦门住户贷款余额增速分别是20.6%、27.3%和7.8%。2016年到2017年上半年是厦门房价快速上涨的时期,楼市成交十分火热。2018年,厦门楼市高位回落,量价齐跌,住户贷款余额增速也大幅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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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被誉为“海上花园”,环境宜人,经济发达,但也因为是海岛城市,土地面积有限,寸土寸金,因此房价居高不下。猎聘近日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中高端人才就业现状大数据报告》显示,厦门中高端人才平均月薪在全国位居第七,为16363元,远低于一线城市,而其单位房价却位居全国第四。

但,从局部城市来看,百城里有接近一半的城市杠杆率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其中,深圳、珠海、合肥、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杠杆率超过100%,且增长速度非常快。

厦门房地产中介协会副会长、厦门均和房地产评估董事长王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厦门的房价收入比很高,收入水平、就业机会与北上广深有明显差距,但房价却直追一线城市,因此贷款比例比较高。而且,金融机构对买房贷款的收入情况审核比较宽松,也会让更多人加大杠杆。

高居民杠杆率城市的形成历程

高杠杆率挤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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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厦门、深圳和杭州,南京、合肥、苏州和珠海的居民资金杠杆率也都超过了100%,这些城市也是近年来房价较高的城市。

总的来看,我们的住房销售在创纪录的同时,购房加杠杆也使整体的杠杆率在蹭蹭地往上走。特别是2016年、2017年两年,一切都变化的太快。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部分城市走的太快。

过高的杠杆率也影响了城市的消费。以深圳为例,2012年,深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次于北上广,位居全国第四,但到了2018年,深圳仅位居全国第七,被重庆、武汉和成都拉下了不小的距离。尽管存在一部分消费流向香港,以及作为非省会城市,对周边的消费吸引力不如成都、武汉等因素,但深圳居民将更多资金用于购房投资也是一大因素。2018年,深圳的住户贷款余额达19942.95亿元。

34城2014-2017居民杠杆率变化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深圳居民近几年在房子、股票等方面的投资确实要比其他地方氛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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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近日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居民杠杆率水平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

如果说当前的住房消费是对未来人力资本的提前折现,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大部分时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购房加杠杆走的太快就不得不“负重”。

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分析,应警惕居民杠杆过快上升风险。中国居民部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历了三轮快速加杠杆,杠杆水平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迅速靠拢,安全空间被快速消耗。居民杠杆的过快上升将带来银行资产恶化、金融风险积聚以及抑制居民消费增长等不良影响。

如果要“负重”,花在住房上的消费就会对日常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居民大胆负债购房后采取的是“节衣缩食”的对策,其实应对的并不从容。我们对其中34座城市的居民杠杆率做了分析后发现:杠杆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拉动消费。

南高北低

34城2014-2017居民杠杆率变化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关系

从地域分布上看,无论是住户部门杠杆率还是居民资金杠杆率,两大指标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东南沿海城市的杠杆率普遍较北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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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率过低很好理解,不敢借钱也意味着不敢消费,这种情况下消费的绝对规模跟增长速度应该都上不去。

上述29城中,住户部门杠杆率超过60%的城市全部来自南方,杠杆率超过70%的城市全部来自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杠杆率过高呢,我们针对34座城市做了分析后发现,2014年到2017年的四年间,这34座城市住户的杠杆率从46%上升到63%,相应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12%的高增长下滑到9%的水平。

相比之下,杠杆率低的城市主要来自北方。上述29城中,有6个城市住户部门杠杆率低于40%,其中4个来自北方,分别是烟台、威海、大连和青岛,此外呼和浩特和哈尔滨也都低于50%。

当然了,造成这种情况一定有很多的原因。但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有其他“长期消费”对“当下的消费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这个“长期消费支出”就是房贷按揭。

从居民资金杠杆率来看,8个超过100%的城市,全部来自南方,长沙和宁波超过90%,也来自南方。后五位城市为烟台、保定、威海、大连、沈阳,全部来自北方。

这也很好理解,我们可以假设当前购房家庭在未来三年内工资性收入有一定的增长,但不出现太大的变化,那么扣除每个月的按揭后,多数家庭可支配收入就越来越少,能花到其他消费领域的钱自然也更有限。

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南方城市的房价普遍比北方高,其中一个因素是北方很多地方以国企为主,工业化进程较早,非商品化的住房占比非常大,包括大量的棚户区改造,很多人不用购房,即使购房也不用杠杆。而南方城市国企占比少,市场化的比例要高很多,通过杠杆购房的比例更高。

当然了,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两个要确认的点。一个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并不包括教育、医疗等支出,有可能是这两项支出形成挤兑效应(此点暂不考虑);另一个是房价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也有可能促进消费(此点重点考虑)。

此外,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金融工具多,不少地方金融机构放款更加宽松,更为灵活。尤其是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有投资房地产的传统,投资置业的氛围最浓。

以美国为例:美国2000年以后,基于住房的再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这成为消费资金的重要来源,在这场消费热潮中,居民把房屋当成了自动提款机,不断把房产价值套现(观点来自国家信息中心)。

“北方城市很多人买房都不会轻易贷款,怕以后没钱还怎么办。”王崎说,东南沿海是改革开放后的最早受益者,投资的氛围很浓,加杠杆投资的风气蔚然成风。

而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房子的再融资功能是有,但再融资功能主要作用于再次购买住房(持续的改善或其他目的),并不是通过再融资成为消费资金的来源。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尚不发达,大部分改善型需求大多通过购买新的房产来实现,缺乏对租赁住房的偏好。

如此看来,我们确实是在“负重”前行,而且,还在不断给自己“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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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区域,哪类城市“负重”指数更高?

通过对近100个城市的数据分析,我们有很多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珠三角、长三角这些传统发达地区居民的杠杆率遥遥领先。当然了,这些地区有发达的经济做基础,金融市场也相对发达。

其他区域,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京津冀地区、山东半岛整体的杠杆率其实并不高。

中国百城分区域2017住户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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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居民的杠杆率与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或山东半岛地区相对比,偏高的居民杠杆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适应;一线城市如果考虑深圳的极值效应,整体其实并不高,重点是二线城市的杠杆率水平非常高,这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后期的风险。

2017百城分城市级别住户杠杆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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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过高的城市后期有哪些风险呢?最重要是大大提高了整个市场的敏感性。

风险一:购买能力透支,价格调整压力加大。对房地产市场来说,后期的风险无非就是量价回调的风险。随着“抑杠杆”政策的推进,那些高杠杆的城市回调幅度也更大。而杠杆水平处于较低的城市则表现较好。

2017城市杠杆率与房价平均累计涨幅(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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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杠杆率与2018.7房价平均同比涨幅(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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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二:高杠杆增加了房价运行的波动性。我们选择用2016年的居民杠杆率与月度价格的波动幅度来说明这个问题。之所以选择2016年,主要是鉴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2014、2015年整体尚未开始加杠杆行情,所以用2014、2015的数据分析并不合理。以下两个图中杠杆率的变化与房价离散度的关系并不明显。

2014年34城居民杠杆率与月度价格变异系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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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4城居民杠杆率与月度价格变异系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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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各项调控政策已经发挥效应,特别前期热点城市的价格受到较大的宏观调控影响,整体的价格变化自主性较差,所以下图的分析结果就体现为杠杆率越高的城市价格波动性越小。这样看来2017年的数据用来分析也不合理。

2017年34城居民杠杆率与与月度价格变异系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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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逻辑,真正开始加杠杆且受政策影响较小的是2016年,所以用2016年的数据是最可能得出准确结论的。

通过对2016年34座城市的分析,我们发现:杠杆率越高的城市,商品住宅月度之间的价格波动性更大。

2016年34城居民杠杆率与与月度价格变异系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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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三:如果杠杆是由本地正常需求加载的,那么信贷政策收紧条件下,前期需求大量透支,后期成交量回调幅度加大。杠杆高的城市表明需求透支已经非常严重,这点很好理解,借助杠杆很多个人或家庭提前“上车”了。再加上近期利率水平持续上浮,首付比提高,接下来就是购买力不足。

从需求透支这个角度来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正常的需求集中爆发,那就是提前透支,也就是风险三的情况,但这种风险主要是对后期需求的透支,并不存在套现影响市场稳定的问题;另一种是外来的投资投机需求在没有对本地的存款做“贡献”的前提下,拉高了贷款余额,存在这种情况的城市风险更大。

第二种情况对应的风险最严重,所以我们还要看下第四种风险——外地投资客大量加载杠杆造成的风险。

风险四:如果杠杆是由外地投资客大量加载的,那么如果预期投资收益下滑,就会引发投资客抛售。可以确定的是,真正的刚需手里基本上就只有一套房,这部分几乎不会根据市场价格波动做出转卖手里房源的决策。所以,适当加杠杆满足刚需的合理购房需求并不会带来后期的市场风险。

关键是投资、投机客,也就是手里有两套房或者更多套房的,这部分群体购房算的是投资回报率,而不是自己住的舒不舒服。当市场预期发生变化时,如果杠杆用的过高,迫于压力就存在快速变现手里房源的可能。

当这部分群体的人数达到一个临界点时(杠杆率越高,这部分群体的数量越多),就会对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所以,限售成为了这一轮房地产调控的主角。2017年,厦门最先开启限售措施。一线城市中的深圳今年7月份也开始对企业及个人新购房屋实行限售措施。其他杠杆率较高的城市,如珠海、南京、杭州、重庆等也在执行限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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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在限贷政策、利率上升的背景下,本轮房地产加杠杆的周期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哪些城市有能力进行风险的自我出清。

由于城市居民杠杆率是由个体加载形成的,所以对城市风险出清能力的分析需要基于个体后期对杠杆的消化能力以及继续加载的能力来考量。

例如,张三刚读完大学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的主要财富就是他未来年复一年的工作收入流,这些收入流今天的总折现值即为他的人力资本价值。那么,千千万万个张三的人力资本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本池,池子里大致根据受教育程度形成收入的阶梯分布。这些人力资本就是未来消化这些债务的主体。

涉及到人力资本有两个核心要素要关注。一是工资收入指标,二是受教育年限指标。工资收入衡量的是近期,受教育年限衡量的是中长期,是工资能够实现增长的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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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下收入水平跟负债的匹配度。下图可以看出,整体来看,居民杠杆率高的城市,平均工资收入也高。这表明整体上来说目前居民负债的程度与收入是相匹配的。但,部分城市出现偏离的情况较为明显。

城市居民杠杆率与职工工资收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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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城市出现偏离呢?厦门、珠海、合肥、宿迁、惠州、郑州、重庆、贵阳、南宁等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与杠杆率并不匹配,体现为收入中等,但杠杆率奇高,后期风险的自我出清仍存在较大压力;

而深圳、南京、杭州、苏州、武汉虽然收入较高,但杠杆率也很高,如果收入增速能够维持,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短期也存在一定的压力;

相比这些高杠杆城市,北京、上海属于高收入-低杠杆率型城市,整体信贷风险管控较好。

市辖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与城市居民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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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下未来收入增长潜力跟负债的匹配度。工资收入是当下的,所以我们还要看未来的偿债能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选择常住人口的受教育年限这个指标。

为什么选这个指标而不是基于历史数据给各个城市定一个工资收入增长速度?原因很简单,其实只要是企业认可的“人才”,虽然暂时在一城的收入低,但通过城际的流动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收入,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原购房城市的负债。所以,我们用常住人口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未来收入增长的潜力。

通过对近百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析发现:杠杆率越大的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也越高,整体上来说高杠杆率城市居民举债是基于对未来较高的人力资本优势。但,与前面的情况一样,个别城市存在较大的偏离。

城市居民杠杆率与平均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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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受教育年限-高负债率城市:宿迁、台州、温州、重庆杠杆率较高,但城市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短,未来收入无论是就地就业还是异地转移就业的增长潜力都较有限;

中受教育年限-高负债率城市:厦门、合肥、杭州、苏州、南宁、贵阳、惠州这些城市杠杆率较高,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处于中等水平,未来人力资源收入有一定的增长潜力;

高受教育年限-高负债率城市:深圳、珠海、南京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较高,但居民的负债率也非常高,后期在稳住居民负债率的前提下,通过较高的人力资源收入增长潜力是能够实现自我出清的。

所以,中长期来看风险主要在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内部的个别城市。

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城市居民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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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杠杆的方式可能相对简单,那就是货币宽松、信贷支持。但降杠杆或稳杠杆的方式却有多种多样。中国的金融制度创新仍要继续,居民实现“美好生活”仍然要合理借助杠杆的作用。

我们认为,未来无论是从降杠杆的角度,还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继续加杠杆,要有效应对债务风险,对个人来说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是唯一可靠的途径。而对城市来说提升城市整体的人力资本价值也更为重要。这,才是城市正确解决、控制居民信贷风险的正确方式。

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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